宋代，學統四起，義理之學勃興。宋學之中學派林立，如北宋有以王安石父子為代表的“新學”、蘇軾兄弟為代表的“蜀學”、程顥兄弟為代表的“洛”學、張載兄弟為代表的“關學”等。南宋時期，以朱熹為代表的道學，崛起于福建。同時興起的有江西陸九淵之心學，而以葉適為代表的提倡事功之學的永嘉學派也“龂龂其間”，鼎足而立，成為全國三大學派。

　　永嘉學派的命名

　　永嘉學派，是以地名為命名的學派。晉明帝太寧元年(323)設立永嘉郡，轄永寧(永嘉)、安固(瑞安)、橫陽(平陽)、松陽四縣，郡治永寧，后永嘉郡一名幾經改易。唐上元二年(675)改為溫州府，溫州一名自此始；唐天寶元年(742)廢州改郡，又稱永嘉郡；乾元元年(758)復郡為州，改為溫州府，五代吳越王設靖海軍，宋建炎四年(1130)復改溫州府，咸淳初(1265)改瑞安府。元明清時代均稱溫州府(路)。大概后代學者以為古代溫州曾稱永嘉，故將以葉適為代表的主張事功學說的溫州學者群，稱為“永嘉學派”或“事功學派”。

　　事實上，自唐、五代后，永嘉郡一名已經消失，僅名存永嘉縣。隋開皇九年(589)改永寧縣為永嘉縣，撤安固、橫陽、樂成(樂清)三縣，并入永嘉縣達三十多年，地域相當今溫州地區。永嘉縣一名始于此，一直延續至今，且縣城(鹿城)作為溫州地區的首府之地已有1600多年。況南宋時期，溫州府治都駐在永嘉縣城區內，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如周行已、鄭伯熊、薛季宣、陳傅良、葉適、戴栩等大多是永嘉人，他們從事學術活動地點也都在永嘉縣城區。因此，永嘉學派之命名實際上是以永嘉縣名為界定的。但在歷史上，“永嘉”一詞已成溫州的文化符號，且對永嘉學派的地域研究應立足于溫州地區，在此名上爭議已無多大學術意義。

　　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和學說

　　“一片繁華海上頭，從來喚作小杭州”。這是北宋紹圣年間(1094-1098)溫州知州楊蟠描寫當時州治永嘉縣城的繁榮景象，說明那時溫州城市繁華，人口相當發達。南宋時期，衣冠南渡，溫州成為南宋的大后方，名門望族移居溫州之后，傳播文化，興辦教育。隨著溫州的農業、手工業發展，也促進了城鄉的商品經濟的發展，永、樂、瑞、平四縣鎮市林立，街道縱橫，農村商品經濟交流旺盛。尤其是永嘉縣城內更是商業繁盛，商賈云集，熱鬧非凡，有著“過時燈火后，簫鼓正喧闐”的夜生活。正因為當時經濟發展，文化的發達，為永嘉學派提供了誕生的基礎。

　　北宋皇祐年間(1049-1054)，永嘉縣人王開祖、丁昌期，瑞安縣人林石三位學者，在永嘉縣城和溫州地區興辦書院，傳播儒學，后世學者將此三人尊稱為“皇祐三先生”。三人中尤以王開祖最為突出，他在永嘉城內東山之麓開設東山書院，講學授徒，從者達數百人，影響甚巨，為永嘉道學首倡者。在他講學時，洛學的二程先生程顥、程頤尚未知名。可惜王開祖在34歲時因病早逝，僅《儒志編》一書傳世，學界稱其為儒志先生。王開祖英年早逝，在政治上、學術上未享大名，但他在思想上有突破經學的傾向，在論證不同時期性理之學的“自上而下的”范式頗具特色，對后世永嘉學者的事功思想具有啟發性。

　　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來自溫州各地的周行己、許景衡、劉安節、劉安上、蔣元中、沈躬行、戴述、趙霄、張輝等九名學子赴都城汴梁太學求學，后周行己、劉安節、劉安上等人又赴洛陽求二程之學。九人探究各派儒學思想，融會貫通，兼容并包，為永嘉學的體系化、學派化奠定了基礎，史稱“元豐九先生”。元豐九先生中的周行己，是位從折衷主義走向不立門戶之見的開放式學者，他的“義利雙行”的法治思想，實用為本的人才思想，以利益為核心的貨幣思想，這些思想都已脫離了洛學的范疇，對后來的永嘉學派有著巨大影響。

　　元豐九先生后，永嘉縣人鄭伯熊、鄭伯英與鄭伯謙三兄弟以進士出身，繼而起之。長兄鄭伯熊(1124-1181)字景望，后人稱敷文先生。南宋乾道年間(1165-1173)，秦檜嚴禁洛學，理學瀕滅之際，鄭伯熊不畏強權，毅然在閩中印刊二程之書，親自講授洛學義理，使理學重興。鄭伯熊的學術風骨，成為當時學者的學習榜樣。清代史學家全祖望在《宋元學案·周許諸儒學案》中提到：“宋乾(道)淳(熙)之間，永嘉學者聯袂成帷，然無不以先生兄弟為渠率(領袖)。”鄭伯熊私淑周行己，學術理念主要以事功作為主線，他強調德與法并用的治理理念，主張“輕刑”觀點，表達了利益的重要性和理財對國家的重要性的認識。

　　永嘉學派集大成者葉適寫于嘉定七年(1214)的《溫州新修學記》，論述了永嘉學派的淵源和演變，他將永嘉學派的思想演變和代表人物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御物欲，周作于前而鄭承于后也。”這里的周、鄭，指的是周行己和鄭伯熊。第二階段：“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這里的薛、陳，是指薛季宣和陳傅良。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龍，號艮齋，學者稱艮齋先生，永嘉縣(今溫州市鹿城區)人。他是永嘉學派的核心人物。薛季宣自幼隨伯父薛弼宦游各地，接觸過岳飛、韓世忠的舊部，受到軍事知識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17歲受學于湖湘派學者袁溉，得以成才。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以二伯父恩蔭，出任武昌縣令，乾道七年(1171)出任湖州知州。隆興二年(1164)，薛季宣從武昌卸任回永嘉，在家設稚新學塾教授生徒，學生有陳傅良、王楠、陳謙等。薛季宣也主張“道不離物”的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但他主要是明確提出了“道無本末”論，破除了中國傳統哲學中“道本器末”的教條主義；他強調功利，注重事功，認為功利是植根于人性之中，具有普遍性，但要客觀地看待功利，在“利害相生”中分析利益。薛季宣是永嘉學派的創始者，開創了制度新學，也即事功學派。他的經世致用的事功思想還體現在：反對隆興和議，依靠民兵防邊，裁減冗宦冗兵，要求合理使用人才。這些主張，在當時都是切實可行，具有真知灼見的建議。

　　陳傅良(1137-1203)，字君舉，號止齋，世稱止齋先生，溫州瑞安人，長期居家教書育人。乾道八年(1172)，陳傅良中進士，授泰州教授。后官為皇帝起草詔令的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武英殿修撰等職。陳傅良學風嚴謹，學術理念為“經世致用”，反對性理空談；倫理思想主要體現于其“義不離利”且“義高于利”的論證，其政治思想主張重在務實，重在富國強兵。陳傅良為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繼承了薛季宣的事功思想，又開啟了其學生葉適集事功思想之大成，是永嘉學派中承先啟后的學術巨擘。

　　永嘉學派集大成者葉適(1150-1223)，字正則，號水心居士，溫州永嘉縣人(今鹿城區)，南宋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淳熙五年(1178)，葉適，以殿試第二名(榜眼)開始仕宦生涯，歷任平江府觀察推官、太學博士、尚書左選郎、國子監司業、江淮制置使、通議大夫、兵部侍郎，一生出將入相，文韜武略，以自己的行動踐行了事功學說。葉適繼承和發展薛季宣、陳傅良的事功學說，以總結的方式表達了“道在器中”的唯物主義觀點，其倫理道德思想主張以事功、功利作為道德動機與道德行動的基礎，從而做到“王道”與“霸道”的統一。他是我國第一個批判傳統“抑末(工商業)厚本(農業)”的學者，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葉適系統地總結了事功學派的觀點，推陳出新，從道統的高度確立了永嘉學術注重經世，提倡事功的哲學基礎，進一步完善了永嘉事功學派的學說體系。他批判朱熹的道統論，從根本上動搖了程朱理學。他首創“五經皆史”說，影響了南宋王應麟、明代王陽明、王世貞，清代顧炎武、章學誠等思想家、歷史學家的歷史觀。

　　永嘉學派論說明確，體系完整，具體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明“夷夏之別”，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二是重視史學研究，總結歷史教訓；三是重視實際問題，研究實用之學；四是提倡經世致用、義利并舉。

　　永嘉學派的影響

　　永嘉學派的學者們學究天人，博古通今，不僅精通實學，而且對文、史、哲方面均有精深的研究，有著精當的見解，因此也深深地影響了后世的學子。

　　——永嘉文體影響了當時的科舉考試。永嘉諸子大多走的是科舉路子，科舉考試的文章叫時文，他們個個都是時文高手，即應試高手。以陳傅良、葉適為例，一個是居進士前列出身，一個是榜眼(進士第二名)，都擅長應試文章，葉適的科舉應試文集《進卷》、陳傅良的《待遇集》都是當時讀書人的時文指導用書，每用即效。據《四庫全書提要》考證：南宋陳傅良、葉適撰寫了一本應試文寶典《八面鋒》，署名為永嘉先生。“八面鋒”書名取意為蘇東坡的“八面受敵”讀書法，東坡的讀書法，是以讀史為例，要探究事跡、史實、典章、制度等各方面內容，采取各個擊破，一遍遍地針對一個個問題專讀，恰似“八面受敵”。《八面鋒》一書專言時務，用于揣摩考題、預擬作文程式以及應試作答，創立應試文章的體裁，時稱“永嘉文體”。后由宋孝宗賜名為《永嘉先生八面鋒》，向全國推行，成為應試指南和全國的通用文本，對當時參加科舉考試順利中舉起到指導作用。在“永嘉文體”的影響下，溫州人參加科舉考試，中進士者極多，南宋一朝，僅永嘉縣就出了500多名進士。以致在當時受到其他地方的攻擊：“預說試題，陰通私書”。認為溫州人考中進士是作弊所成。

　　——對“永嘉詩派”的影響。永嘉學派的學者不僅是哲學家，也是文學家，其中尤以葉適最為突出。葉適是南宋時期的大文學家，清《四庫全書提要總目》評葉適：“在南渡卓然為一大家。”他的文學思想強調詩文必須有益于教化，主張文章“作必奇妙殊眾”、“文必己出”，不蹈襲，不模仿；反對尊古薄今的風氣，主張古今之作并重，界定了唐詩與宋詩的特點。他提倡的“自出機杼”、“有益治道”的詩學理論影響了當時的“永嘉四靈”，四靈主張“自吐性情”、直抒感受的詩論和詩風與葉適的倡導相近。葉適曾編有《四靈詩選》，選詩五百篇，刊行于世，現已佚失。經過葉適的鼓吹和指導，永嘉四靈之詩風行一時，成為當時有名的詩派。

　　——開創了“永嘉文派”。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雖不以文名，但都重文、能文，都有文集傳世，如周行己的《浮沚先生集》，許景衡的《橫塘集》，鄭伯熊的《鄭景望集》，薛季宣的《浪語集》等。永嘉學派的先驅們在治學的同時，重視文學的寫作，與二程的“重道輕文”迥然不同。經過永嘉學派的幾代學者的培養，散文大家葉適橫空出世。葉適既是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也是南宋時期的一代文宗，著有《水心集》。葉適論文，主張“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另一方面強調文章要有創新，要求不模仿前人，拿出“自家物色”。集永嘉“學宗”和“文宗”一身的葉適，在傳授學問的同時也傳授文章的寫法，開啟了承傳有序的永嘉文派。據《宋元學案·水心學案》載，葉適有門人35人，其精通文學的有周南、陳耆卿、戴栩等，是為永嘉學派第一代傳人，陳耆卿的弟子吳子良、東若水為第二代傳人，吳子良的弟子舒岳祥為第三代傳人，舒岳祥的弟子戴表元為第四代傳人，也是永嘉學派在南宋的最后一代傳人。奉化人戴表元是宋末元初東南文壇的領袖，戴表元的弟子袁桷則將永嘉文派的影響帶入元代，成為元代文章巨公。永嘉文派在散文創作上主要表現為文章的體裁、風格的繼承和發展，以師門傳授的方式，傳承清晰，時間前后達百余年。永嘉文派代表了宋代散文健康發展的方向，在南宋后期獨樹一幟。

　　——豐富了浙江的人文精神。清代思想家黃宗羲評價永嘉學派是“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永嘉學派的思想被時人及后人視為“功利之學”、“事功之學”，或稱為“經制之學”。所謂“經制”，即經典制度，永嘉學派的學者，特別是葉適，就是通過研究古代經典、制度，主張改革政制、興利除害。永嘉學派的根本精神，在于批判性和務實性，其批判性表現在各個方面，從思想到歷代制度、政策，都有批判，如葉適敢于深刻批判佛老精神，也敢于懷疑和批判歷代的儒家圣賢，如曾子、子思、孟子都在他的批判之列。其務實性在于處處強調學以致用、經世致用，敢于否定儒家的重義輕利、崇本抑末的思想傳統，大談事功，提出了“崇義養利”、“以義和利”、“義利雙行”的義利統一觀。永嘉學派的充滿實事求是和批判創新精神，既是對浙江傳統人文精神的繼承與發揚，也進一步豐富了浙江傳統人文精神，同時也啟蒙了明清的實學思想。

　　永嘉學派的歷史地位和現代意義

　　作為宋學中的理學，是當時儒家思想學說最為精密、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作為南宋公認的三大理學流派，朱熹的道學主張“性即理”，陸九淵的心學主張“心即理”，葉適的永嘉學派主張“事即理”。如果說朱、陸的心性之學屬于儒家的“內圣”之學，那么葉適為代表的永嘉之學則是儒家的“外王”之學。永嘉學派反對空談心性，主張明達義理要“見之事功”，可以這么說，永嘉學派作為南宋的三大思想流派，它將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水平提升到一個新高度。另外，永嘉學派的事功學說是浙學的主要源頭和中堅力量，浙學的概念來自朱熹，他在攻擊陳傅良、葉適、陳亮等人學說時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言功利。”由此可見，浙學首指的是永嘉學派。浙學的興起開始于“元豐九先生”，永嘉學派是宋代浙學的中堅力量，之后的元明清浙學充分吸收了永嘉學派思想和學術。基于此，永嘉學派的務實精神、工商皆本、與時偕行的創新思維，是以求實、批判、兼容、創新為要義的浙學的思想源頭。

　　永嘉學派的事功學說小部分影響了明代王陽明的心學，但它是明清實學的主要淵源，明清實學主張“崇實黜虛”，具體表現為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務實的經世思想，昌明的科學精神，明確的啟蒙意識。永嘉學派強調“物之所在，道則在焉”，注重“究心于實學”，提出了“修實政、行實德”的實踐論，由此可說中國的實學思想最初形態是從永嘉學派肇始的。永嘉學派的務實精神，“經世致用”的進取思想，為中華民族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思想財富，同時也在中國傳統哲學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永嘉學派的學術精神體現了中國學術和浙東學術的優良傳統，它學有統緒，學有宗旨，學有創新，學有致用，對今天的文化學術乃至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借鑒意義。它給我們的啟示是辦事要務實，注重事功，不能就事論事；求道要求全，不能以偏概全；要重視創新，不能因循守舊，貴以實學開辟風氣。同時，永嘉學派的重商精神與功利主義價值觀，是現代市場經濟所必須具有的價值觀，這為培育現代市場經濟提供了精神動力，當代的市場經濟“溫州模式”的形成，是永嘉學派這一思想精神在當代的實踐證明。而當代浙商的務實能干、抱團經營、善于理財、敢于創新的精神，也根植于永嘉學派的傳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