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佛樣，永嘉今猶存”，是陳從周的弟子、同濟大學古建筑學博導路秉杰教授的名言，說的是由宋代中國匠人建造的世界最高級木構建筑“大佛樣”——奈良東大寺南大門的建筑樣式。在中國遺存的古建筑中，式樣一致者，唯有永嘉花坦“溪山第一”門。

　　日本”大佛樣” 出自宋人手”

　　日本古都奈良東大寺，屬華嚴宗的大本山。日本諺云：“東寺之興也天下之興，東寺之衰也天下之衰”，足顯其在日本至高的地位。公元745年，即大唐天寶四年，日本圣武天皇為鎮災祈福，仿造唐初山西臨汾大云寺修建官寺(東大寺)，總管全日本的寺務。兩年后，又于寺中鑄造高達16米的盧舍那銅佛(洛陽龍門石窟17.14米高的盧舍那大佛，據說就是武則天依照自己的容顏所鑿刻的)，并為此建大佛殿，高達47米，達到了木結構的極限，成為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木構建筑，

　　1180年(相當于南宋淳熙七年)，大佛寺毀于日本“治承之亂”。此后，曾三次入宋的日本高僧重源和尚邀請宋代明州(今寧波)工匠陳和卿，先后主持重鑄大佛，重建了大佛殿和南大門，這種異國建筑樣式就是日本所稱之“天竺樣”，后習稱為“大佛樣”。正如《日本建筑史序說》所載：“當東大寺復興時，采用了宋國新樣式，反映了日本建筑界第二次在大陸影響下出現的蓬勃發展的新動向。將東大寺這次所使用的式樣成大佛樣(天竺樣)”。

　　雖然大佛殿于1567年(相當于明隆慶元年)再度毀于戰火，但陳和卿建造的東大寺南大門卻完好的保留至今，且特色鮮明，如使用水平貫通材——插拱，層層疊置，而且每疊一層即向前或前后出跳一次，用以支撐深遠的出檐，最多達到六跳。因為是宋人所建，所以路秉杰教授于1980赴東京大學學習日本建筑和園林時，對此“大佛樣”建筑非常感興趣，回國后，就一直在各地尋找類似的建筑遺存。北方沒有，南方的浙江杭州、紹興、湖州、臺州等地，包括陳和卿的老家寧波也沒有發現任何蹤跡。福建的福州、泉州、漳州也沒結果，上世紀90年代初找到廣州、梅州，后在潮州開元寺天王殿的斗拱上發現有連續六跳者，但可惜中間是隔斷的，與日本“大佛樣”不一樣。

　　1996年，路教授找到永嘉，興奮地發現蒼坡村口保留有宋代(式)車門，是連續出四跳的插拱，加上、下昂就是五跳了，而且其下昂做法完全處于游離狀態，與南大門的斗拱極其接近，更何況蒼坡的規劃就出自南宋國師李時日之手，時在南宋淳熙五年(1178)，與日本“大佛樣”的建造時代幾乎一致。前不久溫州文博會永嘉廳的入口處，就采用了蒼坡車門的造型。路教授在驚喜之余，來到花坦，見到“溪山第一”牌樓時，更是驚喜連連，因為該牌樓的插拱不多不少，連續出六跳，與日本東大寺南大門完全一樣。

　　花坦古建筑 明代最風流

　　深秋時節，我特意叫上老同事、永嘉碧蓮的建筑設計師潘海濱一起到花坦尋幽探秘。導航花坦，沿途又問了幾次路，才找到“溪山第一”牌樓所在的花三村。盡管這里有省文保單位“花坦古建筑群”，分布著80余處古建筑，但卻沒有像蒼坡、芙蓉那樣成為古村游景區。其實，花坦的歷史非常悠久，五代時期，永嘉尉朱興(950-1038)任滿后，沒有回戰亂中的福建老家，而是輾轉尋到“山明水秀，禽鳥和鳴，林深谷邃，景物幽清”的永嘉珍川花坦筑屋定居，遂成珍川朱氏始祖。“花坦在四十一都二里鐘山之下，前臨大溪，名珍川，乃朱氏肇基之地，舊有花園，故名”(《朱氏合族宗譜》)�；ㄌ乖诠糯�有“楠水烏衣巷”之譽，出過17名進士，8名舉人，因功名而設立的牌坊就有11座之多，如“奕世簪纓”、“公直淳良”、“鳶飛魚躍”、“為公宣力”等，惜多已湮滅。

　　花坦有一口圓形古井，井圈上依稀可見宋“寶慶二年丙戌七月中旬”的字樣。明代是花坦的鼎盛時期，建筑遺存眾多，如花一村的“憲臺”牌樓，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六柱三檐木構建筑，出四翹雙下昂，高近6米，本是大祠廟的一部分，系明武宗朝溫州知府李端和永嘉知縣劉經為前四川按察司僉事朱良所建，牌額上有“弘治乙丑(1505)臘月吉旦”落款，立于臺基上的花崗巖方柱，有五跳出拱。朱良(1384-1470)，號靜齋，初名良以，奉詔去以字，永樂九年(1411)中舉，次年授盱眙縣學教渝，1445年升四川按察司僉事，五年后乞歸鄉里，奉詔進階為朝列大夫。漢稱御史臺衙門為憲臺，如《二老堂雜志》：“憲臺，御史臺也......凡上官概稱為憲臺”。因朱良做過御史，故于其居處立牌坊以示旌表。

　　花二村有一座烏府，原名永思堂，三重檐五朝門，二進二廊合院，內側天井中原有戲臺，毀塌于20年前�！盀醺�”建于明正統年間(1436～1449)，為紀念山東道監察御史朱良暹所建�！盀醺�”，典出《漢書·朱博傳》：“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馀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后世便以御史府為“烏府”，御史臺為“烏臺”。如唐林寬：門掩清曹晚，靜將烏府鄰；清顧炎武：落照辭烏府，秋風散赤墀。烏府附近的古街上，還有一座近年重修的“烏府聯芳”牌樓，唯花崗巖方柱和臺基為明代舊物，由永嘉書畫名家、烏牛林曦明題額。朱良暹(1390-1472)，號永思，珍川朱氏十五世祖，宣德五年進士，累官按察副使，剛直嚴正，歸田后詔進亞中大夫，著有《出巡録》、《永思堂文集》。

　　花坦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物當數“布衣狀元”朱墨癯(1438-1519)，終生困于場屋而未仕，但滿腹經綸，桃李芬芳，著有《鐘山詩集》、《墨癯養拙集》20卷。樂清朱諫(吉安知府)、永嘉場王瓚(禮部侍郎)、王澈(兵部員外郎)、王激(國子監祭酒)皆出其門下，且朱諫與榜眼王瓚為弘治九年同科進士。朱墨癯過世后，朱諫曾謁花坦老師：蕙帳風情桂子秋，鐘山月落草堂幽。鶴聲半入青冥去，舊日門生已白頭。朱墨癯裔孫、鳳陽縣令朱腆(1489-1540)特為之建“溪山第一”牌樓，匾額上的落款“東白山人”即為朱腆別號，但“溪山第一”傳為明孝宗所賜。也許“溪山第一”的坊間傳說，與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的關系更為密切，花坦始祖朱興，與朱熹同屬福建南劍州(今南平)人，朱熹曾攜弟子到仙巖尋訪永嘉學派巨擘陳傅良，并留下“溪山第一”摩崖石刻；嵊州鹿胎山麓的清代“溪山第一”樓，也被傳為朱熹之贊語。

　　“溪山第一”門 中國“大佛樣”

　　與“憲宗”、“烏府聯芳”牌樓一樣，位于花坦西入口之處“溪山第一”牌樓也是六柱的，外側為四角柱的門臺式建筑，當中為兩金柱的牌坊式建筑，二者組合在一起，就成了具有花坦特色的明代牌樓或敕門、門坊,且柱子皆為方柱。“溪山第一”門為單檐木建筑，臺基由塊石砌筑，瓦脊略呈弧形，兩端無鴟吻，闌額與木柱交結處亦無雕飾。金柱前后置青石抱鼓，柱頭插拱連續六跳，與日本大佛樣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解決深出檐結構問題的同時，也解決了防風防雨的問題。插拱將柱子和斗拱串連成一個整體，大大增強了木頭建筑物的穩定性，這也是獨立于花坦村口的“溪山第一”門能巍然屹立500年而不倒的原因所在。

　　陳和卿生活于南宋紹興嘉定年間，其留在日本的大佛樣式建造技術肯定源自南宋或南宋之前，但在北宋官方頒布的建筑設計、施工規范《營造法式》中，對此技藝卻只字未提，也未見相應的古建筑范例，這可能和《營造法式》所依據的多是中原地區的建筑有關，即大佛樣乃浙江民間獨創而未載。永嘉花坦以“溪山第一”牌樓為代表的明中期古建筑群的存在，證實了中國確實擁有日本奈良東大寺南大門的建筑技術，而且這種技術一直延續到明代并有所發展。換言之，“溪山第一”門的規模雖然遠小于日本“大佛樣”。但彼此的建造原理和原則是完全一樣的。偏于一隅的花坦“溪山第一”門，竟然可與世界文化遺產“大佛樣”古建筑聯系在一起，絕對是值得永嘉人珍惜和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