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江心嶼，有兩座塔；永嘉羅浮山，也有兩座塔。彼此隔著半條江，相距不足3公里。江心雙塔的名氣雖大，但歷史卻遠不及羅浮雙塔。羅浮雙塔始建于西晉年間，比建于唐宋時期的江心雙塔早了六七百年，其不但是溫州最早的古塔、也是浙江最老的古塔之一。那么，古人為什么要選擇在永嘉羅浮山建塔呢？

　　宋代羅浮塔碑上的“密碼”

　　1986年，永嘉羅浮出土了一塊北宋羅浮塔碑，灰黑色，高37，寬22.7，厚5.5厘米，刻有七行楷書碑文：“羅浮山，西晉元康五年曾立浮圖，至大宋元豐甲子，得七百九十載，重建四圣塔，丙寅季冬工第二級。本鄉檀越蔡仁貴、弟仁爽為君考六郎、妣親陶氏燒磚四千片，結第二虎座。然‘元康’之號既得之于古磚，故蔡君之施不可不書”。

　　此碑刻雖然只有區區八十八個字，但信息量卻很大。第一，西晉元康五年(295)，羅浮山就已經建有佛塔(即浮圖)，距今已有1700多年；第二，七百九十年后的北宋元豐七年(1084)，羅浮重建佛塔，塔名為四圣塔；第三，兩年后(1086)建到第二層，但皇帝老兒已從神宗變為哲宗了；第四，羅浮蔡氏兄弟，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也是孝子；第五，結第二虎座，似指西塔的塔基白虎座，可見羅浮自古就有雙塔；第六，明代以來的羅浮望族是林姓，但宋代則可能是蔡氏。第七，塔磚上有西晉“元康”的年號。

　　浮圖，亦稱浮屠，乃梵文佛的音譯，亦指佛塔。佛塔傳自印度，呈覆缽形，用來供奉舍利、經卷或法器。公元一世紀，佛教傳入中國并漢化，佛塔亦由覆缽形漢化為亭閣式、樓閣式塔，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磚塔，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就是樓閣式塔(密檐式)，建于北魏永平二年(509)。隋唐時期，浮圖、浮屠皆統稱為塔了。

　　檀越，也是梵語的音譯，即施主。如晉陶淵明《搜神后記》卷二:“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邱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為檀越”。四圣，當指佛教的觀音、文殊、地藏和普賢。中國的四大佛教名山，就分別供奉著四圣。可見，羅浮塔一開始就是佛塔，并且是溫州最古老的佛塔之一。

　　虎座，或是白虎座的簡稱。“人生不相見，動如參于商”(杜甫《贈衛八處士》)。參和商是天上的星宿，參星屬于白虎座，在西邊；商屬于青龍座，在東邊。“結第二虎座”，似指西塔(龜山塔)的塔座，由蔡氏兄弟燒磚四千捐建。

　　西晉羅浮塔，溫州佛教初傳的產物

　　東漢明帝于永平年間(58-76)遣使西域求法，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始。《后漢書·楚王英傳》：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圖齋戒祭祀”，可見佛教最先為王室所尊奉。一個世紀后的東漢“桓帝好神，數祠浮屠、老子”，“宮中黃老、浮屠并祠”。佛教初傳中國，其“待遇”與黃老(道教)是一樣的，因二者均主張清靜無為，賜福佑人，故而并祠。而佛寺和佛造像在中國的傳播和興起，則始于公元三世紀左右，從滇緬經四川到長江中下游的南傳之路。“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三國吳都建業(南京)首現中國佛教藝術的第一個高潮，“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興”。據《重修浙江通志稿》，東吳赤烏年間(238-251)，佛教傳入浙江，并建有9所寺院。雖然佛寺沒過樂清灣，但這并不影響東甌王國故地對佛教的接納與吸收，并在發祥于永嘉的甌窯青瓷上留下了鮮明的佛教烙印，盡管史籍上沒有留下只言片語。

　　流行于三國和西晉的明器青瓷堆塑罐，糅合了中國傳統的神仙信仰和外來的佛教內容，故堆塑罐亦稱神亭或佛亭。瑞安、甌海、溫州和浙江省博物館所藏的三國甌窯青瓷堆塑罐，其造型本身都體現了盛行于戰漢的仙山造型，并塑有代表仙界使者和導引的青鳥，同時也塑有戴尖頂帽、深目高鼻的胡人，有的作禮佛狀。這些來自西域的胡人，就是早期佛教的傳播者，而且為數不少。同期的越窯堆塑罐，則普遍出現佛造像。

　　溫州和甌海博物館所藏的西晉甌窯獅形器，乃禮佛之器，因為外來的獅子與佛教有著不解之緣，如佛祖被尊為“人中獅子”、“人雄獅子”，佛的坐席為“獅子座”；佛的說法，稱“獅子吼”。三國吳青瓷上第一次出現的獅子，就是佛結跏趺坐于雙獅蓮花座之上。

　　1966年平陽種玉鄉出土的西晉甌窯堆塑罐，塑有代表寺院的方型塔式建筑和兩尊佛像，這是溫州西晉時期已出現僧人和佛教的直接證據。總之，三國-西晉時期，南傳佛教已流傳于東甌大地，所以，西晉時，永嘉羅浮山出現佛塔(浮圖)，并非天方夜譚，空穴來風，而是與當時溫州(永寧)佛風南漸密切相關。永嘉李整舍私宅于郡城建崇安寺，則是史籍記載的佛寺建筑之始，時在東晉太寧二年(324)。

　　西晉佛塔，為什么選址于羅浮山

　　永嘉“羅浮山在江北岸，去城五里，有塔，一峰孤峙，半浸江中，麓有亭臺故址，與孤嶼相望”(《太平寰宇記》)。南朝《永嘉郡記》載：羅浮山“秦時從海上浮來”。唐代溫州刺史張又新《羅浮山》詩曰：江北重巒積翠濃，綺霞遙映碧芙蓉。不知末后滄溟上，減卻瀛洲第幾峰。瀛洲，海上仙山也。“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顯然，羅浮山與戰漢時期盛行的神仙思想和海上仙山傳說有關。

　　中國的羅浮山，以廣東惠州的最出名，其名稱之由來，《藝文類聚》卷七引《羅浮山記》中講得很清楚：“羅浮者，蓋總稱焉。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永嘉羅浮山，亦然，“浮山昔飛至，與羅合其巔”(宋葉適《自羅浮行田宿華嚴寺》)。從衛星地圖上看，羅浮二山，一似龜，一似蛇，故永嘉羅浮山又稱龜山和蛇山，“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

　　廣東羅浮山，為嶺南第一名山和道教名山，屬道教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永嘉大若巖為第十二福地)，秦漢時就以仙山著稱。如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在蓬萊有三別島，浮山其一也。太古時，浮山自東海浮來，與羅山合，崖巘皆為一......或曰：羅山亦蓬萊一股，故浮來依之。羅主而浮客，客蓬萊而依主蓬萊”。蓬萊，海上仙山也。《漢書·郊祀志上》：“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列子·湯問》則認為海上原有五座神山，其中兩山不知飄哪去了，最后只剩下方壺(方丈)、瀛洲、蓬萊三山了。“羅浮銀是殿，瀛洲玉作堂”(南北朝陰鏗《賦詠得神仙詩》)。同樣，永嘉的羅浮山，也被古人視為海上仙山，如清永嘉教諭陳遇春《羅浮雙塔》詩云：“把麾何所往，海上有名山。潮落漁堪拾，云低雁可攀。一城仙島外，雙塔畫圖間。當路誰知已，天應賜我閑”。元代永嘉畫家王振鵬的《瀛海勝景圖》，就以寫意的筆法抒發了文人士大夫的羅浮山愿景。

　　從六朝開始，在嶺外文人筆下，羅浮山乃神仙之山、隱逸之山，并因此成為羅浮山的文學形象和文化符號。如謝靈運《羅浮山賦》：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旦，得《洞經》，所載羅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遂感而作羅浮山賦。戰漢的神仙思想，魏晉的隱逸之風，在均寄情于羅浮山，從而使羅浮山充滿了仙趣和玄意，并成為文人士子心目中乃至想象中的仙界和桃花源，以忘懷塵世的喧囂與煩惱。如北宋蘇軾：“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桔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南宋楊萬里：“羅浮元不是羅浮，自是道家古蓬丘”。清朱彝尊：知是麻姑五色裙，羅浮山下曾相見。

　　詩圣杜甫也曾表達了對羅浮山的神往：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歸雁》)。宋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輾轉來溫，尋找渡海南奔的宋室二王而未遇。他逗留于江心嶼，遙望羅浮山，想起杜甫的這首詩，百感交集：萬里風霜鬢已絲，飄零回首壯心悲。羅浮山下雪來未，揚子江心月照誰？

　　正因為羅浮山有著海上仙山與隱逸之山的物化形象和文化象征，所以當佛教傳到浙南時，永嘉羅浮山就成為建造浮圖的首選對象。張羅建塔的“主事”，則應是西晉元康元年(291)，因避戰亂而南渡到永嘉楠溪江流域隱居落戶的第一批北方士族。

　　東漢順帝永和三年(138)置永寧縣，縣治在今甌北。三國吳和西晉時期，永寧的隸屬由會稽郡改為臨海郡，但治所未變。從地理位置上看，彼時羅浮山雖然還在江中，與陸地分離，但相距不遠，且臨近縣治，有地利之便。于是，南遷到永嘉的北方士族，就優選有海上仙山和隱逸之山意蘊的羅浮山建佛塔，期待以佛教的加持，籍以寄托自己遠遁塵世，成仙得道的情感。這應該就是西晉時期，溫州乃至臨海郡最早的佛塔出現于永嘉羅浮山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