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本是意大利一名普通華商，卻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走上政壇，成為意大利羅馬市政府移民議會的議長。

　　2009年，他在議長任期滿后出任了移民執行委員會主席，頻繁地往來于羅馬與溫州之間，為兩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牽線搭橋的工作。

　　祖籍永嘉、出生于青田的他在很多場合喜歡以溫州人自居。他說，在意大利，來自中國的合法移民有75%左右來自溫州與青田，他們是其踏入政壇最大的支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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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望進入主流社會

　　1989年，在抵達意大利3年后，潘永長在西西里島開出了第一家餐館，成為了一個“小老板”。

　　但經濟上的富足帶給他的快樂并沒有持續很久。有一次，為了去警察局辦手續，他大清早就去排隊，輪到的時候卻被告知，還需要一些復印件。于是他離開隊伍去復印，再回到警察局，工作人員說，你不能插隊。不會講意大利語的潘永長憋紅了臉也無法向對方說明自己的材料已經交到警局，只得掉頭回去。

　　第二天，他總算排到了，但工作人員聽不懂他的話，又是無法辦理。

　　后來，一個當警察的客戶幫他溝通，才總算把這個小手續了結了。

　　潘永長說，很多年里，他都會想起當時的場景。這次經歷告訴他，人在國外，有兩件事很重要：一是語言，不懂語言連溝通的機會都沒有；二是從政，對于華人而言很麻煩的一件事，到了當地官員手里就變得簡單。“如果意大利政府有100個官員是華人，那華人的地位肯定就會不同。”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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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選日：華人社會總動員

　　2004年，潘永長的機會來了。

　　羅馬市決定設立移民議會，由128個移民國代表普選出議員，來協助政府進行移民管理。

　　潘永長的參選得到了絕大部分華人社團的支持，羅馬的中文媒體幾乎每天為他刊發競選廣告。

　　投票日當天，羅馬的華人社團每個社團都拿出了5-7輛車，為其從各個工廠、餐館、華人社區接送華人到投票點。在136個投票點之間，羅馬華人總共出動了200輛車子。

　　潘永長說，意大利的投票習慣與中國不同，是在選票上打叉而不是打鉤。盡管有專門的志愿者在選票點做解說，但還是有不少人基于習慣直接打鉤，使選票成為廢票。但即使如此，大量華人的支持還是令他成為了20多位當選議員中得票最高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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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艱難的角色轉變

　　在首屆羅馬移民議會中，潘永長是副議長。

　　他說，在開始的那一二年里，他與他的華人朋友們都很難以適應的是角色的轉變。

　　預約，是意大利人習以為常的文化，但很長一段時間里，潘永長不敢采取這樣的約見形式，他怕朋友們失望，認為其架子大。于是很多時候，他往往一天要趕五六個約，“疲于奔命”。

　　從“派車”到“辦手續”各種各樣的請托層出不窮。潘永長說，很多要求其實是他“力所難及”卻又很難向不熟悉意大利主流社會的老鄉解釋清楚的。只能用各種方式處理。

　　“那段時間我特別害怕電話響起。”他笑著說。

　　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之后，潘永長與他的選民們開始漸漸形成了更穩定的互動模式。

　　現在他也有一個預約本，行程一直排到了幾個月后。

　　在一些“請托”的處理上，他也更為成熟。“最近有一位華人因為店里經常遭到一名警察的刁難與勒索找我幫忙”，潘永長說，“我可以到店里幫他一次，但不可能一次次地趕到店里，于是就在報上發文，不點名說了一下這件事情。后來，那個警察就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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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市移民議會

　　“移民議會主要職責是幫助外來移民更好地融入當地生活，預防、監督行政部門對移民的歧視現象和出規行為，讓這個歷史上有著杰出表現的城市——羅馬呈現出更具有多元化、民族化和國際化的色彩。”潘永長說。

　　意大利羅馬市擁有本地人口400萬，移民人口40萬。移民議會是參照市議會設立的，議員由40萬移民投票選舉產生，不超過30名(第一屆是23名，第二屆19名)。

　　在羅馬市市長選舉產生后，市長將會組閣十多個職能局，市議會與移民議會都根據這些局設立相應的委員會，委員會將外界的意見、資料等匯總起來，遞交給議會，進行投票表決。

　　融入當地

　　從學語言開始

　　記者：從你的經歷看，因為語言問題而無法融入當地的情況在意大利華人中還是比較普遍？

　　潘永長：是的，中國人很勤勞，也精明，一般出去2年、3年，都能做上老板，但這個過程，他們往往是忙得沒什么時間去學語言，等到當了老板，生意又更忙了……關于這個問題，我還和意大利人在電視節目上辯論過。我覺得，這是因為華人在意大利有幾萬家企業，他們基本在自己的圈子里就可以養活自己。比如說，你在中國餐館的廚房里做工，上班見到的基本都是華人，下班去超市，因為有標價，你也不需要會意大利語就可以消費，生活忙碌并且沒有太大不便，就不會去考慮學語言的問題了。

　　記者：但事實上很多問題都是因為溝通障礙而出現的？

　　潘永長：是的，我所接觸到的各種華人問題，大部分是因為溝通不暢引起的。比如有時候政府出了新的法規，登在報紙上，但一些華人看不懂，照著老的模式來，就被罰款了。又比如，意大利政府常常會懷疑，華人的企業發展這么快，錢的來源有問題。這其實也是溝通的問題，我常對他們解釋，我們浙江人特別是溫州人，有一種你們做不到的精神，就是團結。比如我有一個親戚做生意需要一筆錢，我其他20個親戚就會不要利息、每人借給他一筆錢，假定這是1萬歐元，那20人就是20萬歐元，企業就辦起來了。

　　記者：你覺得語言的問題該如何解決？

　　潘永長：我也曾想從政府層面為華人尋求更多便利，比如有一次，我提議他們的法規發布后盡量用中意兩國的文字都標出來。但結果孟加拉和印度搞了幾千人到市政府抗議，要求把他們的文字也放上去，這個事情就沒法辦了。所以學語言還是要看個人的主動與自覺，這一點，意大利的華人二代做得比較好。

　　記者：在你看來，目前意大利的溫州人群體是怎樣一種狀況？

　　潘永長：意大利大部分地方都有溫州人，在普拉托、米蘭、羅馬、那不勒斯等地比較集中，他們在鞋服、餐飲、貿易等領域優勢明顯。據我觀察，80%-90%左右的意大利溫州人都擁有自己的房子，這個比例比意大利人都要高很多。在目前，在意大利的溫州人乃至華人，面臨的問題不在經濟實力，而是在于品牌、個人以及企業形象等各種硬件的建設上。如果沒有這些，以意大利的政策，哪怕五年十年后，他們依然還是要質疑我們的財富來源。

　　記者：意大利的鞋服品牌非常有名，你長期在意大利，對于他們的創品牌方式有什么體會？

　　潘永長：假定市場上的皮鞋價格都是100元，如果你去意大利人那里殺價說，你能不能98元賣給我。他一定會跟你說，我的價格是永遠不變的。時間長了，大家就都認可這個價錢。我們不一樣，往往是對著殺價，把價格降下來。從好的方面講，這也是聰明，變得快，人無我有，人有我就便宜，你便宜了我就換。但我覺得這樣的思路，要創造品牌就很難。

　　近兩年我回溫州，看到這么多企業創造品牌，寧可現在少賺點甚至不賺錢，覺得很感動，這是很偉大的事。